编者按
七十载风雨勘探，几代人接续求索。埋藏于郑州地下三千六百年的商代王都，在一代代考古人的手铲下，逐渐揭开神秘面纱，让早期商代的辉煌图景愈发清晰。
2025年是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。为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历程，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，联合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共同推出“我与郑州商城的故事”系列报道。我们将以考古人的第一视角，聆听他们结缘考古的初心，分享发掘中的难忘瞬间，解读关键发现如何改写历史认知，并感受他们与这片厚重遗迹之间的深厚情感。
这是一次与文明的对话，也是一次对初心的回望。让我们跟随亲历者的讲述，一同触摸这段跨越3600年的城市记忆。
顶端新闻记者 张弋
深秋的夕阳，将金色洒向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公园深处，三座青铜塑像静静伫立，它们便是韩维周、安金槐和邹衡。
20世纪50年代发现了“二里岗”遗址，此后学界以该遗址命名了“二里岗文化”。并由此揭开了这个文化的最高结晶——庞大的“郑州商城”都邑，而这座大都支撑起了一个改写中国文明史的大时代——“二里岗时代”。
展开剩余90%他们的目光，似乎始终凝视着这片土地下沉睡三千六百年的商代王都，见证着从最初发现到最终确认的每一个历史性时刻。游人在铜像前驻足，孩子们在城墙边奔跑，而这段跨越三千六百年的商都故事，正从这里缓缓展开。
手铲初叩 惊现商城
在1959年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《郑州二里冈》的序言中记载：“1950年秋，郑州市一位小学教员首先发现了二里岗一带的商代文化遗存，并采集一部分陶片和石器。”
这位“小学教员”，便是韩维周。这一身份，难免会让人误解是一位小学教师、业余考古爱好者凭着兴趣爱好偶然发现了二里岗遗址。
实际上，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韩维周从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，就进入了河南古迹研究会工作，开始从事考古发掘研究，足迹遍布殷墟和豫东地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韩维周在郑州南学街小学担任教师，但课余时间仍醉心于考古。
1950年秋，韩维周在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建筑工地发现了类似于“殷代”的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，凭借专业的考古素养，他立即意识到这些遗存的重要性，并向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报告，这一发现直接促成日后二里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。
随后，韩维周调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，隶属于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(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)，参与郑州地区的考古工作。
1955年，韩维周参加了由安金槐、裴明相等主持的郑州商城的发掘工作，发掘包括城垣、宫殿区、平民居住区、墓葬区、冶铸铜、制骨、制陶作坊区等。
后来，韩维周在清理郑州洛达庙遗址过程中，由于墙体倒塌被压在坑底，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，但是自胸部以下受了重伤，从此落下残疾。在家养伤期间，他被划为右派分子，遣返回老家巩义接受劳动改造。参加修建坞罗水库期间，在繁重的劳动之余，仍坚持收集文物标本。
1961年1月，韩维周在贫病交加中去世，两个月后，郑州商城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1958年，与韩维周一起工作的裴明相在编撰《郑州二里岗》考古报告时，坚持尊重事实的原则，写上韩维周的名字，但又恐其政治身份而有妨碍，就委曲求全地冠之以“小学教师”，其功劳才得以记录下来。
夯土为证 城廓始现
说起郑州商城和河南考古，最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被誉为“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”的安金槐，对郑州商城的发现与研究是安金槐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。
1953年，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成立，安金槐以组长身份负责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。商代铸铜与制陶遗址的发现，令安金槐意识到郑州商代遗址可能具有特殊价值，并开始怀疑郑州或为商代城址之一。
为验证这一设想，他广泛查阅文献，推断郑州可能是商王仲丁所建的“隞都”，并将这一观点写入了《郑州二里岗》考古报告的结语部分。
1961年，安金槐发表《试论郑州商代城址——隞都》一文，迅速引发考古学界的热烈讨论。尽管部分学者赞同其观点，北京大学《商周考古》讲义亦收录了郑州商城相关资料，但也有不少人持保留态度。
1972年秋，安金槐组织文物队对郑州商城城墙展开全面复查与钻探，开挖三条探沟进行系统发掘，旨在寻找商代宫殿基址。最终，宫殿基址在城内被发现，这一突破令安金槐倍感振奋。
△1998 年安金槐(左一)在郑州商城考古工地指导工作
探沟中的地层堆积显示，夯土城墙的建造年代不晚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下层，亦不早于被其叠压的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层，从而确证城墙属于商代前期。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都城的观点。
历经多年艰苦工作，这座周长近7公里，部分城墙残高约5米，普遍高度1至2米的商代城址终被完整揭露。安金槐由此揭开了郑州商城的神秘面纱，被视为商代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开创者。
安金槐的另一大学术贡献，是提出“商代瓷器”的概念。
△南顺城街出土青铜器
在发掘郑州商城过程中，他注意到一类质地坚硬、部分表面施釉的陶器，与普通陶器差异显著。尽管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时遭到不少反对，尤其受到传统瓷器研究学者的质疑，他仍坚持认为这类硬质陶器应属早期瓷器。
△商代原始瓷尊 195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人民公园发掘出土 现藏河南博物院
他从原料成分、胎体致密度、烧成温度及施釉工艺等方面展开分析，证明其性质更接近瓷器而非陶器。在他的不懈推动下，这类器物如今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定为早期瓷器，从而拓展了中国陶瓷史的认知框架。
郑亳新说 正本清源
在确定了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都城后，人们不禁有所疑问：“郑州商城究竟为何人所建？在3600年前，它的名字叫什么？”。
邹衡，这位被誉为“商周考古第一人”的学者，用毕生心血解开了郑州商城的身世之谜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维明在《邹衡先生与“郑亳说”创建历程》一文中进行了详细介绍。
文中介绍说，1952年，邹衡以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参与了郑州、洛阳的考古实习，接触了与学界探讨夏商时期遗存有关的豫西地区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、殷商文化遗存。在学位论文《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》中，他确认郑州殷商文化早、中期早于小屯殷商文化，晚于郑州的龙山文化。
邹衡根据郑州商城发现的炼铜作坊、骨工场、陶窑址、铜器、象牙、人殉的墓葬推断，郑州在当时确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。受材料限制和他人观点影响，将郑州的商代文化遗址与汉至清代文献记载隞(嚣、敖)联系。
虽然未能与亳都联系，但能够认识到“郑州的殷商文化延续的时间甚至比安阳小屯的殷商文化还要长，面积还要大”，这为他以后明确郑州早商文化、提出汤都亳的认识奠定了基础。
△1953年4月中旬郑州二里岗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(采自李维明《画记——一个考古学者的写生历程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6年)
随着郑州考古工作者陆续公布了郑州出土东周时期“亳”字陶文、显示“乇”字的商代牛肋骨刻辞和其他相关遗存，邹衡逐渐改变了二里头类型文化为先商文化，二里头上层为西亳的认识，逐渐形成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、郑州商城为汤都亳的体系性认识。在1977年召开的“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”上，他推出经过20余年研究思考的“二里头文化早、晚期都是夏文化”、“郑州商城就是成汤的亳都”的观点。
1978年，邹衡正式向学界公布20余年的研究成果，发表《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(摘要)》一文。文中列举4点论据：一是文献所见郑地之亳；二是郑州商城出土陶文证明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；三是汤都亳的邻国及其地望与郑州商城相合；四是商文化遗址发现的情况与汤都郑亳相合。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郑州商城面积达13平方公里的外郭城的确认，大规模铸铜作坊的发现，成组的青铜礼器，骨刻文字逐渐被发现，奠定了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首都地位。
△向阳坑出土青铜器
邹衡关于郑州二里岗的研究发现，将中国文明提早了几百年，这是破天荒的发现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他提出的“汤都郑亳”说得到了绝大多说学者的认同，并最终促成郑州“八大古都”的确立。
从韩维周的敏锐发现，到安金槐的实证发掘，再到邹衡的理论突破，郑州商城的考古研究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成长。
当孩子们在公园里奔跑，当游客凝视着杜岭方鼎的雄浑，当新的考古发现不断丰富着商都内涵，这段跨越三千六百年的商都故事，正因为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奋斗被持续续写，历久弥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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